梦见捉黄鳝是什么意思

颉眼容光忆见初， 蔷薇新瓣浸醍醐。

不知腼洗儿时面， 曾取红花和雪无。

　　———钱钟书忆初见杨绛时

　　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、文学翻译家。她怨而不怒、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，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杨绛的人物传记，不但详尽披露了杨绛少女时期求学、恋爱的经历，对她与钱钟书之间珠联璧合、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更是施以浓墨重彩。无论是伴随夫君求学英伦、还是孜孜不倦著书立说，是夫妇相守弄儿为乐，还是异地相隔经历抗战的时代洪流，面对生活，杨绛的身影始终清雅而柔韧……

　　“看”章太炎先生谈掌故

　　杨绛，2025-08-04出生在北京，原名杨季康，后以笔名杨绛行世。

　　当时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、京师高等检察长、司法部参事等职，公务倥偬，忙不及履，连张勋复辟时，全家也没有逃离北京，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数天。1919年，父亲辞职南归，杨绛跟着父母家人启程回南。

　　1998年，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《“看”章太炎先生谈掌故》的散文，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：

　　大约是1926年，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，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“平旦学社”，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。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　　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：“季康，你做记录啊。”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。听大学者讲学，当然得做笔记，我一口答应。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，有点胆怯。小桌子上有砚台，有一沓毛边纸，一支毛笔。

　　章太炎先生谈掌故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。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，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，我也一句不懂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！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，我若能好好听，就够我学习的了。上课不好好听讲，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！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，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。

　　我拿起笔又放下。听不懂，怎么记？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，怎么办？假装着乱写吧，交卷时怎么交代？况且乱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。冒充张天师画符吧，我又从没画过符。连连地画圈圈、竖杠杠，难免给台下人识破。罢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吧。我放下笔，干脆不记，且悉心听讲。

　　我专心一意地听，还是一句不懂。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———使劲地看，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。

　　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。看，倒是看得仔细，也许可说，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。他个子小小的，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，狭长脸儿。脸色苍白，戴一副老式眼镜，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，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。他一面讲，一面频频转脸看我。我当时十五六岁，少女打扮，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，穿件淡湖色纱衫，白夏布长裤，白鞋白袜。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，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，呆呆地一字不记，确是个怪东西。

　　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，假装听讲。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，不敢向下看。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，想必正在看我。我如坐针毡，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。1小时足有10小时长。好不容易掌故谈完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，叫我别走，还有个招待会呢。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，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，我“夹着尾巴逃跑了”。

　　杨绛的中学生活，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，沐浴着父母的关爱，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。

　　与钱钟书订婚

　　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，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，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。对此，母亲常取笑说：“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，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。”

　　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。1929年，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，中、英文极佳，只是数学考了15分。校长罗家伦爱才，破格录取他。入学后学业甚好，读书很多，在校园内名气很大，写起文章纵横捭阖，臧否人物口没遮拦。他在《清华周刊》发表不少文章，是清华出名的才子。

　　杨绛与他相识在1932年春天的清华校园。这天春意盎然，清华园的丁香、紫藤盛开，幽香袭人。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，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。清华校规，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。杨绛回忆说：“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，便见到了他。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，脚踏毛布底鞋，戴一副老式眼镜，满身儒雅气质。”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，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。

　　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：“颉眼容光忆见初，蔷薇新瓣浸醍醐。不知腼洗儿时面，曾取红花和雪无。”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，脸如春花，清雅脱俗，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，还带着一丝腼腆。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：“钟书的诗好用典故，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、用红花给婴儿洗脸，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。”杨绛还记得，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。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，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。杨绛自学1年，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。

　　1933年初秋，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，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，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。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，须两家父母、兄弟皆大欢喜，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。”他看过信后，大加赞赏“此真聪明人语！”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，能体贴父母，顾及家庭，乃如意媳妇也。据说，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，钱老夫子便拿出这封信来教育侄女。

　　钱基博高兴之余，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，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，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。对此，杨绛以为，钱基博的做法，颇似《围城》中方鸿渐父亲的作风。杨绛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，告诉了自己的父母。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，视如“乘龙快婿”。钱、杨两人的结合，在杨荫杭看来，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。

　　同年，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。杨绛先生回忆说：默存和我的“订婚”，说来滑稽。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，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，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，正式求亲，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做男家女家的媒人，然后，(因我爸爸生病，诸事从简)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。我茫然全不记得“订”是怎么“订”的，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“未婚妻”了。

　　父母要对子女“用情专一”

　　杨绛怀孕了。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说：“我不要儿子，我要女儿———只要一个，像你的。”而杨绛心里对于“像我”并不满意，她想要一个像钱钟书一样的女儿。他们的女儿确实像钱钟书，不过，这是后话了。

　　起初，杨绛以为肚里怀个孩子，可不予理睬。但怀了孩子，方知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。钱钟书在这年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夫人：“晚，季总计今年所读书，歉然未足……”并笑说她“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，又欲作女博士……”

　　玩笑归玩笑，钱钟书还是很郑重其事，很早就陪杨绛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。院长问：“要女的？”钱钟书回答说：“要最好的。”

　　杨绛18日进产院，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。大夫为她用了药，让她安然“死”去。等她醒来，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。肚皮倒是空了，浑身连皮带骨都痛，动都不能动。

　　钱钟书这天来看了夫人4次。她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。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，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。钱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，所以只好步行。他上午来，知道得了一个女儿，医院还不让他和夫人见面。第二次来，知道夫人上了闷药，还没醒。第三次来见到了他的夫人，这时杨绛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，但是还昏昏地睡，无力说话。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，她已清醒。护士特地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。

　　钱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然后得意地说：“这是我的女儿，我喜欢的。”女儿长大后，母亲把爸爸的“欢迎词”告诉她，她很感激。他们的女儿钱瑗，初名健汝，小名阿圆。

　　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，据说在钱瑗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，家人收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，发现她睡的“摇篮”竟是一个书桌的抽屉，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忙碌程度。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，当时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据说事出有因。杨绛告诉我们：“钟书的‘痴气’也怪别致的。他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‘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说不定比阿圆好，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，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。’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理论，还从未听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的。”

　　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，然而钱钟书的“痴气”时而“发作”，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。据杨绛回忆：钟书的“痴气”书本里灌注不下，还洋溢出来。我们在牛津时，他午睡，我临帖，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，便睡着了。他醒来见我睡了，就饱蘸浓墨，想给我画个花脸。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。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，洗净墨痕，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，以后他不再恶作剧，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，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，聊以过瘾。不久，钱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，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。

　　《杨绛传》罗银胜著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5年1月